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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学”的提出与中原发展哲学的理论架构

2016-08-26 来源:河南省社科联

  (一)“中原学”的提出

  “中原”一词最初是平原、原野之意,作为地域之名意为“天下之中”。《尚书·禹贡》定九州,其中荆山至黄河一带是“豫州”。《周礼·职方氏》曰:“河南曰豫州。” 因大河纵横、平原广阔,又称中原。通常来说,中原在广义上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 狭义上则仅指河南。本文提出的“中原学”主要从狭义上的中原(即河南)立论,因为“河南最有资格代表中原和中原文化,因为唯有河南全境,尽在中原文化圈的包括中”,同时辐射广义上的中原地区。

  中原文化即中原地区的文化,指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可谓是其他地域文化的源头。与荆楚、吴越、 岭南等地域文化研究相比,中原文化“在 20 世纪区域文化研究中长期缺失”,本文提出建设“中原学”学科,意在整合各学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导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将多学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从而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建构“中原学”,对于振兴河南文化、重塑河南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炼中原文化精神、引领河南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中原学”,即在地域上以河南为中心,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以河南乃至全国的中原文化专家为研究主体,将当前以各自的学科方法研究中原文化的专家整合为一个“中原学”研究群体,形成研究中原文化的高端团队,以继承和发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指向,以凝练中原文化精神、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直接目标,以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追求,构建具有中原特色、时代风貌的“中原学”。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建构“中原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中原学”将是在中原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但与此同时,“中原学”不仅要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与特质,研究中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还要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推进中原发展的理论创新,引领时代思潮,构建“中原学”与当代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体系。可以说,“中原学”将以古(古代传统文化)、今(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人(人物)、文(文献典籍)为四大研究领域。在学科意义上,“中原学”应当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个领域。这就要求我们加紧完善对 “中原学” 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构建。

  (二)“中原学”的建设必须以中原发展哲学为核心

  “中原学”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中原文化涵盖了中原地区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其核心是哲学思想。正如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思想的思想;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思想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面; 冯友兰先生指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中国古代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为启蒙读物,这四书正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成果。因此,“中原学”研究必然要以中原哲学为核心。201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曾经要求“要积极推进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充足的文化条件”,并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的文化发展哲学”。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2015年3月27—28日,王岐山同志在视察林州红旗渠时指出,“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驾驭现实,用历史、哲学、文化思考支撑信心”,对我们构建中原发展哲学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这样,文史哲一体化、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与社会效益并进的中原发展哲学形态就具有了初步框架。那么,为什么要建设中原发展哲学呢?

  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需要。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与产生于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如何推进中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贯通共生,既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建构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发展哲学,不仅具有区域意义,更具有国家意义。

  二是打通三种哲学范式的关键。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今中外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三个不同的范式,是中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智慧结晶。建构现代“中原学”要对三种哲学智慧进行处理与会通,将之在现代中国特殊国情与河南省特殊省情的背景下进行全新的改造与创新,变成指导河南发展的现实思想武器,使之成为构成河南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是“故纸堆”中的东西,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经世致用”的大道, 是“实践”。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三是推进河南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但这些文化不应沉睡于“故纸堆”当中, 而应该成为活的思想,展现出对当今时代的巨大力量。伏羲“画八卦”之“一画开天”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形成和中华文明生成的影响,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的改革与变法对于当今河南改革的启示,南阳内乡县衙楹联对于官德建设的警示,大儒二程“天理与人欲”之辩思想的当代意义,中庸和留余思想的时代价值,冯友兰对内圣外王阐释的现代意义等,其真精神和文化的深层结构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挖掘。

  (三)中原发展哲学的理论架构

  1.中原发展哲学的历史文化渊源

  河南所在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圣地,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和生长的沃土。夏商周时期的《易》,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韩非子和庄子思想,历史上的“洛学”“宋学” 都是“中原学”的传统理论形态代表。宋代则是中原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理学成为“中原学”的典型理论形态。

  (1)经学在中原

  经学兴盛于洛阳,《易经》《尚书》《诗经》皆出自上古三代中原地区。《诗经》中的民歌产生于朝歌、淮阳、信阳等地的有几十首。在朱熹眼里,“恭惟道统,远自羲轩”。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滥觞于中原这块文明福地。《易经》 思想从河图洛书到太极八卦再到六十四卦,再到周易,经过炎黄先祖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而至精至微、博大精深。史传伏羲造易,文王演易,而让《易经》发扬光大的是孔子。他曾精心研易,“韦编三绝”。经过他的阐释,易从卦到辞蔚为大观,从形到意浑然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易经》思想的传播。《尚书》是上古文献总集,记录了虞夏、商、周等各个时期的典传公文,一直被历代帝王视为政治宝典。相传 《尚书》为孔子所编,虽无记载说明《尚书》诸文作者,但其主体内容无疑皆与河南有关。《尚书》中虞夏、商、周等皆为河南属地,《尚书·禹贡》提出九州定天下,豫居其中, 因此河南也叫豫州或中州。后世对研究《尚书》贡献较大的经学家,如孔颖达等亦在河南一带活动,推动了《尚书》在中原地区的传播。

  (2)诸子之学在中原

  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思想皆发源于中原,儒家思想早期便传播于中原。河南鹿邑为老子故里,老子在洛阳著《道德经》五千言,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故里在河南民权县,庄子师承老子,将道家学派发扬光大,《庄子》 一书成为千古经典。老庄思想具有原生性和独创性,是中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成果。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文化流变的基本格局。西晋玄学盛于洛阳,魏晋时期河南人王弼著有 《老子注》《周易注》,郭象有《老子注》《庄子注》,“竹林七贤”以河南修武县为活动中心谈道论玄,使得道家的思想和生活哲学风靡朝野。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子产、韩非、李悝、商鞅、申不害等皆是河南人。郑国子产自 “著刑书”, 比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还要早一个世纪。李悝编著的《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韩非子》一书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深远。法家设计和缔造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从秦朝一直沿用到清朝,法家的法治理念也是当代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资源。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墨家背周道而行夏政, 体现了救世心态、平民观念、实用精神和进取精神,墨家在先秦时期是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名家创始人惠施为宋国人, 其“以善辩为名”,主张合同异。河南淇县鬼谷子王禅著《鬼谷子》,其军事思想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共同影响了兵家的发展。周成王迁都洛邑,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成就了周王朝的千秋伟业。孔子儒学的目标是恢复周代的礼乐文化。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十年居卫(即河南北部地区),其弟子子路、子贡、 颜回等二十多人皆为河南人士。世后诸子,亦多见河南人士。诸子之学对中国影响深远。

  (3)佛学在中原

  佛教首传于洛阳。据《水经注》记载,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发使天竺,写致经像”,此次从洛阳出发赴印度取佛法的活动史称永平求法。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便于此时建造,此寺可谓中国佛教的祖庭。佛教禅宗最早萌发于河南, 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成禅宗初祖,少林寺可谓是“大乘胜地,禅宗祖庭”。嵩山文化是以少林寺禅武文化为中心而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盛景。开封大相国寺则见证了佛教传播的世俗化程度之深。

  (4)理学在中原

  宋代理学是“中原学”的归宗与典型形态。宋代理学有 “濂、洛、关、闽”四派,洛学以居住在洛阳地区的学者为代表人物,主要有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等。邵雍精研易学,司马光著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为北宋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二人以天理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对理气关系、格物与致知、心与性、天理与人欲等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为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确立了形上根源,提出了系统的人格修养理论。洛学与闽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福建人杨时是二程的著名弟子。清光绪帝和慈禧曾题词“伊洛渊源”“希踪颜孟”,并赐匾“二程故里”。二程的天理观是对儒道二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对汉唐以来拘守经注的突破,建立了一套以心性修养为核心的内在超越性的伦理本体哲学。理学后来经朱熹的发扬而成为明清官方意识形态,可谓“逆源承孔孟,疏派启张朱”。因此,宋代理学是三教合流的产物, 也是“中原学”的精华之所在,是传统“中原学”的典型形态,“中原学”以宋代理学为归宗。

  2.中原发展哲学的核心内容与学科形态

  构建新常态下的中原发展哲学,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原发展哲学在学科内容上,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中”与“天下”的关系,即要处理好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关系。现代中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有传统中原文化,也有各种地区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交融,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特色。河南地处天地之中,形成了一种“中”文化。这种“中”文化也是一种“天下”文化,“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因为有容乃大、居中为正、兼容并包,才能天地人和、和而不同、共生共荣。《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发展现代中原哲学文化,必须处理好中原地区的哲学文化与现代中国哲学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关系,要认识到中原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特点,既不夸大也不贬损,本着实事求是、兼容并包、开拓创新的原则,构建新型的现代“中原学”。

  二是“道统”与“治统”的关系。道统,即“道”的脉络与系统,体现了对知识和价值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或法统一直是相互统一的。春秋战国时期,道统与政统的关系由过去的政道合一转向以孔、孟、朱、王为代表的政道两分。道统成为思想导师,政统成为政治领袖。道统与治统之分,实际上也是“内圣”“外王”之分。“内圣”“外王”在舜禹和商汤、周武王时是统一的。自秦汉到清末,“外王”与“治统”由统治者掌握着,“内圣”与“道统” 则由读书人承担。张载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说,树立了后者的形象,而在前者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更多的“术”的成分,失去了“道” 的涵养。因此,现代“中原学”要重视对道统与治统关系的处理,努力构建二者统一的新形态,注重思想引领力和行为执行力的有机结合。

  三是“入尘”与“出尘”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神圣性与世俗性交织交融甚至纠结,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现实性,也要有超越性,既要怀揣梦想,也要现实地活着。当前, 转型社会存在“过度现实化”“泛物质化”、人被物化的隐忧,中国古典生活的浪漫情怀渐行渐远,长期下去,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就会处于“拣尽寒枝不肯栖”“绕树三匝,无枝可倚”的状态!这就迫切需要中原发展哲学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我们必须开拓新路,要重新认知灵性和感性,要注重引入诗性和创意,来对抗功利和平庸。冯友兰认为,哲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是用来提高精神境界、 训练思维方式的。如果没有中原发展哲学的指引,我们可能 “挣的钱越来越多,幸福指数可能越来越低;吃的越来越好, 身体可能越来越差;住的房子可能越来越宽,心胸却可能越来越窄;沟通的方式越来越便利,可是我们的心灵可能越来越孤独”。这也正是中原发展哲学看似“无用”,实质上有 “大用”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它体现了超越性,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就形式而言,中原发展哲学的学科形态应包括以下三个体系:

  (1)知识体系

  在思考中国崛起、中部崛起、中原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任何一种文明的核心都是知识体系, 强大文明的核心是强大的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价值在于其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特别是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你不能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自身,让人家来认识你。中原发展哲学的知识体系应当以中原学的传统文化内容为基础,涵盖中原经学、易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理论形态,同时立足当代中原发展实际,形成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对国外的发展理论、概念、话语要有分析、有鉴别,逐渐超越片面借鉴现代西方学科门类划分和知识体系架构的局面,逐渐形成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原发展哲学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

  (2)思想体系

  不同的理论产生于具体、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秦朝统一中国以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体系,不能也无法简单地挪用到现代,必须对之进行批判性继承,去其糟粕,并对其有益成分进行现代转型。现代“中原学”要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与西方思想体系的传承、吸收与创新,致力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会贯通,致力于用符合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的特色实践与文化对古今中西思想体系进行系统化、概念化、理论化的现代重建,努力建构“马魂中体西用”的中原思想体系。具体而言,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原思想体系的灵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中原思想体系的正确性质。第二,以中国文化以及中原传统文化作为中原思想体系的主体内容,以此保证中原思想体系的民族性、民间性。第三,以西方文化思想作为中原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而保证中原思想体系的世界性。

  (3)话语体系

  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知识体系缺失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同志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上述中原发展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推进中原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争夺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只有以开放性的态度阐释传统“中原学”的现代内涵,同时打造有足够影响力的现代中原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才能向外传出中原的声音、中国的声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升与“他者”的沟通能力,获取他人的认同,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3.中原发展哲学的基本范畴

  王岐山指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有一个主轴。”“中原学”的建构也必须有自己的主轴。我们认为,中原发展哲学应重视研究和解决以下八大范畴或八大矛盾。

  (1)公与私

  公与私是一对社会治理领域的基本范畴。无论中西,均很早就开始对公与私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就强调公私分明,建立了明确的司法制度。中国自周朝开始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谋划未来公有社会的远景。这些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2)道与德

  道是德之本,德是道之魂,其核心思想就是“中道”,或者 “中庸”。中,即要把握分寸,“过犹不及为中”“中正以观天下”。“执中致和”是人生之处世要点。如果说西方哲学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么,中国哲学或中原哲学则强调关注和发挥主体的道德能动性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具有伦理本位的特点。探讨传统理论中道与德的关系,将是现代“中原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3)礼与乐

  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礼乐文明。周朝建立的礼乐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礼记·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主外,乐主内;礼主异,乐主和;礼主敬,乐主心。现代“中原学”应当积极研究传统礼乐文化,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提出建构现代礼乐社会的新形态、新方法。

  (4)天理与人欲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论题。天理与人欲讨论的核心是人的道德本性与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讨论了人的自然本性问题。《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讨论了人的后天教养问题。宋学把“天理”与“人欲”割裂开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在道德层面上是有价值的,但在经济层面上则是违反规律的。天理与人欲本为同源同流,应该水乳交融,而不应该水火不容。哲学的价值和使命在于使二者互为根基,各得其所、各尽其用。现代“中原学”应当积极研究人的自然本性与道德本性之间的关系,探索天理与人欲相结合的合理模式。

  (5)王道与霸道

  王、霸之辨,与现在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 中国文化重培养内在心性,重内圣而轻外王。如何形成“内圣外王”的平衡境界,还需要在中原发展哲学研究中不懈探索。

  (6)知与行

  知与行的关系类似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循环共生,知之为难,行之维艰,致知在格物,格物亦须知,不应把二者强行分拆,机械地分为先后,而应该专注于求知、求真、求善,坚毅地笃行、践履、探索。

  (7)体与用

  近代洋务派开始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熊十力的体用哲学最为典型。当今中原发展哲学如何形成“马魂”“中体”“西用”的形态,并将之有机统一起来,仍然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8)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也是当前一对重要的矛盾体。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社会主义强调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市场经济则追求价值规律之下个体利益的差别性;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而市场经济则可能加大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性”。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进行引领,以确保它的正确方向。具体而言,可以为市场经济提供方向引领的社会主义发展策略包括:第一,践行中国梦,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领市场经济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以人民为中心; 既要解决以人为本的问题,也要解决以自然为本的问题。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真正树立起“共生”和“共赢”的理念。第二,坚定“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第四,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第五,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坚持以劳动为体、以资本为用。

  上述八大矛盾是中原发展哲学必须解决的八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 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 在他看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如果说,上古时期的演进包括公与私、道与德、礼与乐三大矛盾,中古时期的发展包括天理与人欲、王道与霸道、知与行三大矛盾, 近代是体与用的矛盾,那么当代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具体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二是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矛盾,三是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矛盾。这些古今矛盾,共同存在于当前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中,是“中原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基本矛盾。

  4.中原发展哲学的精神

  任何学说、理论都有其基本精神,中原发展哲学精神包括中原人文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从实践、矛盾到改革开放、和谐再到创新,这是中原发展哲学的当代演进脉络。其核心精神可以提炼如下:

  (1)上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是其表达形式。习近平同志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 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这一论述生动地说明了“上进” 是一种精神状态。

  (2)包容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象传》)是其概括。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沧海不拒细流,故能成其大。包容既是天地的精神,也是做人的基本精神,更是执政者应当具有的基本素养。

  (3)改革

  《易经》专设革卦。革的内涵即去旧以图新,去秽以求洁。《周易·革·彖传》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宋代范仲淹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对今天的改革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今天的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更需要加强改革的力度,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

  (4)开放

  中原文化的开放性,是其具有文明向心力的关键所在。华夏文明,特别是中原文明,是世俗的文明,而世俗的文明应该是开放的文明。从先秦到唐代,华夏文明都是开放的,特别是在唐朝,较好地吸收了佛教文明等异域文化。现代河南的崛起,尤其需要开放的心胸,这也是现代“中原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5)和谐

  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家则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和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特征,现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传统和谐思想为基础,努力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6)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对于中原而言,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河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牢牢抓住“创新”二字,突破以往的懒汉思想和传统的惯性思维,勇于创新。

  (7)协调

  《庄子·外篇·骈拇》中说:“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中原发展哲学提出协调发展理念,旨在补齐发展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体现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是出于立足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

  (8)绿色

  习近平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天人合一是我国最古老的智慧,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建设绿色生产体系和绿色生活体系,实现生产、 生活、生态的有机统一。

  (9) 共享

  唐太宗李世民在《晋室帝总论》中称“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强调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呈现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0)法治

  《韩非子·有度》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习近平同志强调,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因此,要构建法治中国、法治河南,必须走“善治”之路,努力实现“德治”“法治”“自治”的统一,做到“德法双治”。

  (11)实干

  《世说新语·言语》曰:“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有的哲学方法,都可以简化为六个字,即“怎么看”和“怎么办”。不解决“怎么看”的问题,“怎么办”也做不好。这就要求河南未来的发展,要有“大道之行”,要有中原发展哲学的指导,要弘扬理性,要尊重规律,要遵守规矩。当务之急,就是从忙、急、快、躁中解脱出来,不被眼前功利所困,从而正确处理好从而正确处理好“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要“辩证看,务实办”,踏踏实实干工作,一心一意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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